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1601篇原创文章配资论坛开户，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正文共约9800字，配图12幅，阅读需要18分钟， 2026年9月25日首发。
按：本文编译自外文资料，编译本文并不表示赞同原作者观点或证实文章内容，仅供读者参考。配图有改动。
图1.1940年1月，在佐世保海军工厂外海做最终公试的“雪风”号驱逐舰。这张照片由日本著名历史研究者半藤一利于1970年捐赠
1941年12月6日，被称为“机动部队”的南云舰队驶向夏威夷时，日本帝国海军长118米的“阳炎”级驱逐舰“雪风”号也拔锚启航，率领第16驱逐队全速前进，从帕劳群岛前往黎牙实比，准备入侵菲律宾，该驱逐队里还有三艘同级舰“天津风”号、“时津风”号和“初风”号。12月12日破晓时分，这艘后来被称为“不沉的驱逐舰”上的瞭望哨发现了吕宋岛东南部亚眉（Albay）省马荣火山的锥形轮廓。
破晓前，“雪风”号驶入黎牙实比湾，协助其他日军舰艇展开扫雷行动，同时躲避美军飞机时不时的来袭和扫射。随后，“雪风”号驶往黎牙实比以北的拉蒙湾，协助该地的陆军部队登陆。这是日军从北面和东面发起的钳形攻势的一部分，旨在夺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最终，1942年3月11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无奈地接受了战败的现实，携家人乘坐鱼雷艇逃离吕宋岛，前往棉兰老岛北岸，随后搭乘B-17“飞行堡垒”轰炸机前往澳大利亚。至此，菲律宾群岛被纳入日本帝国的版图。
图2.日军进攻菲律宾路线图
1942年1月11日，“雪风”号护送另一支登陆部队向南驶往苏拉威西岛北面的万鸦老（Manado）。停泊期间，来袭的盟军飞机轰炸了日军驱逐舰群，“雪风”号遭遇了数次险些被命中的危险情况。对此，舰上的水兵回忆道：“舰身像地震时一样剧烈震颤，那场景令人不寒而栗。”对刚上战场的舰员来说，那确实是一段令人惴惴不安的时期。两天后，一架日本海军的侦察机报告称：“大量敌潜艇正向北航行。”“雪风”号遂率领第16驱逐队出动，前去追击敌潜艇。然而，那些所谓的“潜艇”原来是一群鲸鱼，这引来了“雪风”号舰员们紧张的笑声。这种学名“侏儒蓝鲸”的鲸鱼在每年9月至12月间会往来于苏拉威西岛和班达海之间，因此在海上活动中目睹此类景象恐怕并不见怪。
完成在万鸦老的任务后，“雪风”号又向南航行至肯达里，并协助入侵部队于1月24日占领了当地机场——许多人认为这是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上最好的机场。1月底，“雪风”号又协助完成了对安汶岛的登陆行动，该岛位于肯达里正东方向，是向爪哇岛实施钳形攻势的最东端发起点。2月20日，“雪风”号护送日军登陆部队前往帝汶岛，该岛位于小巽他群岛，当时受荷兰和葡萄牙管辖。在2月27日至28日的爪哇海海战中，日本海军几乎彻底消灭了盟军在该地区所有的海军兵力，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似乎已近在咫尺，这也是日本针对1941年8月美国实施的石油禁运所作出的军事回应。
图3.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并妄图建立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对日本而言，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重点是如何守住这个“海洋帝国”；而将这个由公海、群岛、海岸、海湾、河口、入海口和沿岸地区构成的“海洋帝国”清晰地测绘并在地图上呈现出来，将是日本能否做到这一点的关键。
观测海洋环境
当日本帝国海军的军舰驶入南洋海域时，便进入了一片复杂的水域：崎岖的海岸线被狭窄的海峡分割，海峡中潮汐流湍急；零星分布的小岛群构成了这片流动水世界的群岛框架，这里始终处于潮汐运动之中。危险的浅滩间穿插着深邃的海沟，暗示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下是崎岖如山峦般的海底，这是板块构造作用的产物。强劲的洋流将邻近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流推入印尼海域，掀起汹涌的巨浪。这是一片需要多维度解读的海洋环境：头顶的天空关乎潮汐与天文导航，大气层中的气象现象关乎风向与天气，水面关乎波浪、潮汐和洋流，而水下及海底区域则布满了危险的浅滩和暗礁。
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就有来自英国、荷兰、德国和美国的三十余支考察队对印度尼西亚海域进行了勘测。这些考察队旨在观测当地的水文状况、爪哇海受季风影响的潮汐以及该地区的总体气候。1929年至1930年间，范·里埃尔（P. M. van Riel）海军中校在掌管斯涅尔（Snellius，以16~17世纪荷兰著名科学家威理博·斯涅尔的姓氏命名）考察队期间，主持了印尼海域最全面的海洋学考察之一，该考察由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殖民地科学研究协会”和“荷兰皇家地理学会”赞助。需要指出的是，范·里埃尔中校发现，印尼海域的潮汐输运主要受印度洋控制。他还给出了重要的水文和海底地形数据。荷兰物理学家约翰内斯·保卢斯·范德斯托克（J. P. van der Stok）不仅查阅了此次勘测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还获得了1814年至1890年间在该海域航行的荷兰海军舰船的航海日志，并将这些资料汇编成《东印度群岛的风与天气、洋流、潮汐及潮汐流》一书，于1897年出版。这部经典著作在20世纪初成为海事领航的基础参考资料。事实上，美国海军曾在20世纪40年代重印此书，以辅助舰船在该战略要冲海域的航行。
日本海军舰艇上的航海长和航海士们熟悉范德斯托克的著作，也了解南洋海域复杂的水文状况；此外，他们还能查阅该地区的荷兰、英国和美国海图。自19~20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获得了部分西南太平洋岛屿的委任统治权之后，他们便频繁往来于印度尼西亚海域。无论是在日本本土以北的千岛群岛还是以南，此类海洋环境都日益被视为美国学者威廉·筒井（William M. Tsutsui）所称的日本“海洋帝国”的一部分。到1941年12月，“雪风”号点火升汽，从帕劳向西航行准备入侵菲律宾时，日本帝国海军关于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等港口的潮汐信息，竟来自英国海军部——那个即将被取代、曾统治亚洲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殖民帝国。此外，英国皇家海军还依靠凯尔文勋爵那台设计精巧的潮汐预测仪（可以认为是一种早期的模拟计算机）来预测另外二十九个港口的潮汐情况，其中包括位于印度尼西亚和所罗门群岛海域的港口。可即便如此，英国港口仍然是大英帝国海军潮汐信息的主要参考基准。
图4.一张1944年日本海军潮汐表配的参考地图，对主要港口及其相应的潮汐带边界进行了标准化标注，如蓝色标注的沿海区域对应马尼拉的高潮和低潮，黄色代表新加坡，红色代表镇南浦，红色条纹代表香港，蓝色条纹代表巴科；黑色数字为潮汐涨落标准时间的页码，红色数字为更详细的潮汐信息的页码
1926年，英国著名潮汐科学家亚瑟·托马斯·杜德森（Arthur Thomas Doodson，此人后来曾协助规划诺曼底登陆的潮汐参数）解释说，凯尔文勋爵设计的那台潮汐预测仪“将一系列谐波变化相叠加，这些变化垂直传递到滑轮上，一根钢丝或链条绕过滑轮，其一端固定，另一端则连接着记录笔”。随后，这台仪器便能绘制出一幅潮汐地图。杜德森还表示，这台仪器“在精度和低成本方面无与伦比”，到1926年，已有九个国家引进了这种仪器，其中包括日本的两台（实际上应为三台，但第三台毁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
这种潮汐预测仪的精度取决于其计算中纳入的“因子”数量，这些因子由滑轮和齿轮代表。杜德森指出，对于某些港口，尤其是“位于河口的港口”，“可能需要一台拥有约八十个代表因子的仪器”，这是因为海底等深线、海岸形态、水深、河流与河口以及其他沿岸因素共同决定了潮汐涨落的性质。对于日本的“海洋帝国”而言，预测潮汐的能力对于开展复杂的海军行动（尤其是夜间在印度尼西亚浅水区和所罗门群岛的突袭行动）以及维护“大东亚共荣圈”的流动边界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预测潮汐被证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登陆作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当时两栖登陆已成为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区夺取或收复失地的关键。1942年8月盟军对迪耶普的两栖突袭、1942年11月对北非的突袭以及1943年11月对太平洋塔拉瓦环礁的突袭，都面临着诸多与潮汐相关的后勤挑战。这些挑战加上德、日守军的拼死抵抗，导致盟军数千人丧生，也预示着未来将爆发更加血腥的两栖战斗。1944年6月6日，盟军为开辟“第二战场”而在诺曼底附近的法国海岸实施两栖登陆时，该地区潮差达6米。退潮时，广阔的海滩裸露出来，盟军登陆部队必须穿越这些海滩，这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德军机枪手的活靶子。对诺曼底登陆行动而言，潮汐预测仪是至关重要的。
图5.改良后的潮汐预测仪
对日本的“海洋帝国”而言，解读潮汐信息同样至关重要。如今，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中展出着一台日本中央气象观测所于1930年至1960年间使用的潮汐预测仪。这台仪器使日本海军的航海人员乃至战争策划者能够明确掌握港口及沿海环境情况，从而有助于确立日本海军的霸权并维护其“海洋帝国”的安全。
“雪风”号及第16驱逐队的其他军舰在航行时也依赖海图，这些海图标注了水深测量数据、沿海区域、岛屿、暗礁以及其他对安全航行和战略航行至关重要的危险海域。海图对于沿岸航行和所谓的“航位推算法”尤为重要，在航位推算法中，量角器、罗经以及由日本光学（后更名为尼康）和东京光学等公司制造的固定式双筒望远镜等光学仪器必不可少。战争爆发前，日本光学工业在研发和生产方面对国外依赖较大，从商用级砂砾和湿磨石等抛光材料，到美国康宁公司的派热克斯（Pyrex）等低膨胀系数玻璃，乃至由德国默克公司生产的加拿大香脂（一种用于粘合镜片的天然树脂），无一不依赖进口。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光学制造商们便竭尽全力地在日本或其“海洋帝国”境内寻找大部分原材料，并将光学设备制造设施迁至吴海军工厂。事实证明，日本海军的光学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之一，能使日军瞭望哨识别约20海里处的盟军军舰，其效能甚至超过了早期的雷达。美国海军军官们认为，正是这些光学设备赋予了日本海军优秀的夜战能力。
日本海军的大部分海图源自英国、荷兰或美国，这些海图连同日本光学工业的发展史，共同展现了早期国际合作如何为日本海军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硬件。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海军的国际视野比其“表亲”日本帝国陆军更加开阔一些。在成立之初，日本海军就已大量购置英国海军部的海图。例如，“雪风”号从达沃港出发，穿越苏拉威西海前往苏拉威西岛北部的万鸦老湾时所用的海图，很可能是基于英国海军部第2575号海图绘制的，该海图最初于1857年12月出版，并于1904年4月进行了大幅修正。当时，身为资深气象学家兼日本海军水路部长的肝付兼行大佐于1904年11月主持了该海图的翻译、更新和出版工作。该海图最终成为日本海军第674号海图，但其中未包含水深测量数据。
图6.曾任日本海军水路部长的肝付兼行，其测定了后被作为日本经纬度原点依据的海军观象台所在点（被称为“肝付点”），1905年晋升为海军中将，1907年被封为男爵，1922年去世
人们通常将海战描绘为大口径舰炮与鱼雷的交锋，或是军舰抢占“T”字横头拦截并击沉对手的过程。但使海洋环境变得“可解读”同样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地区以及所罗门群岛这些面积广阔的海域。在这些海域，复杂的海洋环境迫使参战方将“动态”的海洋环境简化为更加“固定”且易于理解的模型，这有助于开展战斗和维持日本对其“海洋帝国”的统治。
“聆听”海洋环境
1944年5月14日，“雪风”号在完成从荷属东印度群岛林加岛出发的护航任务后，安全驶入菲律宾最南端的塔威塔威锚地。就在这个战略要地附近，日本海军的驱逐舰与美国潜艇“北梭鱼”号（USS Bonefish，SS-223）之间爆发了一场具有代表性的遭遇战。当天，日军“电”号、“响”号以及另一艘驱逐舰正护送一支小型油船队驶向巴厘巴板炼油厂，途经塔威塔威群岛西南海域。“北梭鱼”号发现该船队后，成功地在未被日军察觉的情况下接近，并向“电”号发射了至少一枚鱼雷，将这艘驱逐舰击沉。而在一个月前，美军潜艇“李氏鮻”号（USS Harder，SS-257）曾在关岛东南方向击沉了“电”号的姊妹舰“雷”号，这充分证明1944年美军潜艇对日本商船和反潜能力薄弱的驱逐舰护航编队构成了巨大威胁。按理说，日本海军驱逐舰上配备的水听器（相当于被动声呐）本应探测到“北梭鱼”号在锡布图（Sibutu）岛以东水域高速航行、试图追击该船队时发出的噪声，正如“北梭鱼”号艇长霍根（T. W. Hogan）上校所报告的那样：“一艘‘响’级驱逐舰作为近距离护航舰，从我艇前方非常靠近地驶过。它的高速航行肯定干扰了其声呐设备，尽管我艇正在全速航行以缩小距离，但它却未能探测到我艇。”“北梭鱼”号根据目标船艏波的大小判断其航速为14节，随后向护航船队方向发射了五枚鱼雷。
图7.美国海军“北梭鱼”号潜艇，属“猫鲨”级，长95米，宽8.2米，水面排水量1825吨，水下排水量2410吨，最大水面航速20.75节，最大水下航速8.75节，最大续航力约2.2万公里，安全潜深90米，艇员约80人，主要武器为十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艏六艉四）
“北梭鱼”号声称用三枚鱼雷击中了一艘油船，但那些以可靠性极差而著称的Mk 14型鱼雷显然未能击沉任何一艘日本油船。相反，第四枚鱼雷似乎击中了“电”号。当“响”号向潜艇冲来时，“北梭鱼”号艇长下令紧急下潜。随后，日军驱逐舰开始追击“北梭鱼”号。潜艇下潜时，艇长听到了第一枚“重磅”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利用洋流，开始驶离海峡向北航行”，“北梭鱼”号艇长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与此同时，两艘日军驱逐舰“继续投掷深水炸弹，全部落在我们艇尾方向，但它们也在向北机动。”这两艘日军驱逐舰上的航海人员也熟悉锡布图海峡的潮汐和洋流，并据此继续投掷深水炸弹。“它们会停下来聆听，然后加速并投下一两枚深水炸弹”，“北梭鱼”号艇长专门指出了这一点，但此时日军“并未进行声呐测距”。“响”号开始搭救落水的日本水兵，另一艘驱逐舰则继续搜寻。“有一艘驱逐舰在我们艇尾方向开始进行声呐测距。此后，只有它的声呐信号被听到。它似乎开始对该区域进行系统性的声呐搜索并向北机动”，但“北梭鱼”号却向东溜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塔威塔威锚地附近美军潜艇出没的水域，“雪风”号负责护航前往打拉根炼油厂的船队，并为正在锚地进行试航的新建装甲航空母舰“大凤”号提供护航。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例如，6月9日，射击精准的美军潜艇“李氏鮻”号在锡布图海峡击沉了“雪风”号的姊妹舰“谷风”号。通常情况下，此类训练演习会在更安全的本土海域进行，但由于缺乏重油和航空燃油，“大凤”号被迫在南洋的石油产地附近开展试航训练。连日来，“雪风”号往返于塔威塔威锚地，密切警惕着像“北梭鱼”号和“李氏鮻”号那样在该海域猎杀日本舰船的美国潜艇。
5月22日黄昏，“雪风”号在执行完护航任务后返航的途中，于锚地入口处遭遇强流，触礁后导致一具螺旋桨的叶片受损。日本海军的海图将塔威塔威锚地描绘成一座被险恶珊瑚礁环绕的真正堡垒，其塔威塔威海图（第692号海图）是以1930年的一份美国海图为基础绘制的。“雪风”号上的航海长田口康生中尉和舰长寺内正道中佐按理说应该熟悉这些海图和当地的潮汐情况——日本海军1944年的潮汐表显示，5月22日傍晚，塔威塔威海湾的潮水猛涨至5.1米高，而这些由强潮汐带来的激流最终使“雪风”号陷入了困境。由于该地港口设施不完善，没有干船坞，因此无法进行妥善维修，而受损的螺旋桨也使“雪风”号航速降至25节。结果，“雪风”号错过了1944年6月19日至20日进行的、以海军航空兵对决为主的菲律宾海海战（即马里亚纳海战）。
图8.日本海军绘制的塔威塔威海湾海图（“大日本帝国海军第692号海图”），1944年5月22日，“雪风”号在此处螺旋桨受损
当日本海军的驱逐舰沿锡布图海峡向北追击“北梭鱼”号或是在浅水区航行时，它们会动用九三式二型水听器，该设备是日本工程师基于美国海军的MV型听音器研发而成的，后者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引入日本。1920年，美国海军声学物理学家海斯（H. C. Hays）曾大力宣扬水听器的优点，表示该设备能通过“在2~10英里范围内探测并定位移动中的螺旋桨驱动船只”以及“准确确定潜艇声信号的方向”，从而为军舰提供帮助；此外，该设备还能辅助航行。对于在反潜战中追击潜艇的日本海军驱逐舰而言，能够“听见”水下环境并掌握海床深度，比“看见”水面上的潜艇更重要。
到1944年时，日本海军船厂也已为“雪风”号等驱逐舰安装了主动声呐装置，例如九三式三型探信仪和三式一型探信仪，其中后者于1943年研制成功，是在德国S-Gerät型声呐（最大探测距离约6000米）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此类主动声呐装置安装在军舰舰体上，向水中发射声脉冲，其传播速度约为每秒1500米。当声脉冲从某个物体（例如潜航的美军潜艇）上反射回来时，日军驱逐舰可通过计算所用时间来测定该物体的方位和距离。将水下声波转化为“可解读”的信息，被证明是反潜战乃至整个海上作战的关键环节。
战争爆发前，日本曾优先发展水听器和探信仪，这一点从美国海军战后立刻派往日本的技术考察团的报告中可见一斑：报告指出，“在日本舰船原本狭窄的舱室内，为这些设备分配了极为宽敞且往往不必要的空间”。技术考察团的报告中还指出，“除了缴获的英国装备外，声呐似乎是日本少数几个充分利用了德国援助的领域之一”。此外，日本工程师还为日军舰艇采取了一些“反声呐措施”，例如在潜艇上涂刷“吸音漆”，但日本工程师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部署水听器的同时降低“本舰噪声”（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原本可在搜寻“北梭鱼”号的反潜战斗中大大帮助高速行驶的驱逐舰“响”号）。
图9.二战日本海军的三式水中探信仪，由横须贺海军工厂造兵部研制，其搜索范围比九三式探信仪大不少，方向精度也更好，搭载舰航速12节时探测距离约为2000米（三式一型），误差为±100米
总而言之，在战争后期努力跟上盟军技术进步的科研工作方面，尽管日本海军在雷达设备方面进展缓慢（这或许是因为其对自身光学设备的效能过于自信），但在借用德国技术和缴获的英国技术的帮助下，水听器和探信仪技术的发展使日军舰艇能够有效地“聆听”水下世界。
“感知”海洋环境
在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海军的潮汐表中，开篇即列有“月相”和“月上中天（135度）”的表格，因为要掌握潮汐规律，必须先了解月亮的位置。不仅如此，远洋和夜间航行同样依赖对天体位置的掌握。借助所谓的“天图”（例如1891年1月15日出版的“大日本帝国海军第1001号海图”，当时海军水路部由年轻的肝付兼行大佐负责），天空便变得清晰可辨了。凭借“天图”、六分仪、罗经和太平洋海图，日本军舰上的航海人员无需依靠对岸观测或航位推算法即可确定本舰位置，这对日军成功出击至夏威夷和中途岛等遥远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大洋洋面上，那些用于探测大气变化的仪器可以帮助水兵们成功预报即将到来的天气变化。其中，气压计可以测得大气压强的高低，从而帮助水兵们预判可能对海上战术有所助益的天气变化。例如，气压突然下降可能预示着将有恶劣天气，并预示着大风或较为局部的短时强风即将到来。短时强风在所罗门群岛海域十分常见，既能为躲避飞机的军舰提供有用的掩护，也能将试图保持攻击队形的舰队危险地分散开，而后者正是1942年11月12日至13日夜间，在阿部弘毅中将指挥下，第三次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发生的情况：当晚，阿部弘毅指挥快速战列舰“比叡”号和“雾岛”号出击，就位后准备炮击瓜岛亨德森机场，以打掉岛上顽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中优势。早在之前的10月份，“比叡”号和“雾岛”号两舰的姊妹舰“金刚”号和“榛名”号就曾用356毫米主炮向亨德森机场倾泻了近千发三式烧霰弹，将机场跑道变成了布满弹坑、烈火熊熊的地狱。据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回忆，日军的这场炮击行动过后，整座机场宛如“地狱军火库”。11月12日至13日夜，阿部弘毅指挥两艘战列舰来袭，试图重现之前那样猛烈的炮击。
图10.瓜岛上的亨德森机场
当“比叡”号和“雾岛”号接近瓜岛北岸的隆加角时，作为舰队“探路者”的驱逐舰扫讨队正在战列舰编队前方约10公里的海面上进行搜索（原因是当时参战的日军舰艇均未装备雷达）。“雪风”号在距离“比叡”号左舷约1500米处保持舰位。大约在11月12日晚上20时，一场伴随着倾盆大雨的猛烈雷暴大风袭击了日军编队，司令官阿部弘毅下令将航速减至12节。骤雨使能见度几乎降至零，就连编队西侧的显著地标，比如萨沃岛和埃斯佩兰斯角也消失在由骤雨、狂风和暴风雨云构成的浓密帷幕之中。11月13日0时10分，阿部对日军舰船发生搁浅危险的担忧愈发加剧，遂下令“全军准备，同时向右舷转舵180度，转向新航向”。
通常情况下，在日本军舰的舰桥上，舰长会先接到“准备”执行某项机动动作的命令，然后大约一分钟后，再接到“执行”该机动动作的命令。当司令官阿部中将下达“准备”命令后，过了大约四分钟仍未接到“执行”命令，这时，在前方负责执行“扫讨”任务的驱逐舰部队指挥官高间完少将确信，他所在的“朝云”号驱逐舰上的无线电报务员漏听了该命令。在漆黑的深夜和狂风大作的暴风中，高间完独自下令让“朝云”号转向180度，驶向北方。看到这一幕，后面的“村雨”号和“五月雨”号驱逐舰的舰长感到困惑，但他们还是高喊着“右满舵！”并转向了北方。当“夕立”号和“春雨”号驱逐舰上的瞭望哨看到其他军舰向右转舵时，他们认定“执行”命令的指示尚未下达，于是决定继续直行，沿原定航向向南航行。结果，作为“比叡”号护航主力的第四水雷战队在恶劣天气中四散开来。与此同时，在美军驱逐舰“弗莱彻”号（USS Fletcher，DD-445）上，于11月13日1时30分在萨沃岛西南海域与日军舰艇建立雷达接触。就美军的作战计划而言，不幸的是，美军特混舰队中卡拉汉的旗舰“旧金山”号重巡洋舰（USS San Francisco，CA-38）和斯科特的旗舰“亚特兰大”号轻巡洋舰（USS Atlanta，CL-51）均未装备新型SG对海搜索雷达，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在“盲航”，日美两支舰队即将发生遭遇。
就在这时，阿部中将下达了“执行任务”的命令，但负责为日军舰队“探路”的五艘驱逐舰中，已有三艘转向北行。一时间，快速战列舰“比叡”号发现护航的驱逐舰数量不足了。阿部下令向北转舵后不久，骤雨便停了，天空放晴，露出了繁星点点的夜空。阿部弘毅立即通过天文导航确定了舰位，随即再次指挥舰队向南驶向亨德森机场。
图11.上图为“比叡”号战列舰，该舰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击沉的第一艘日本战列舰；下两幅图为由美国微软公司已故始创人保罗·艾伦组建的调查团队在所罗门群岛一带985米深的海底发现的“比叡”号的部分残骸
就在日军舰队向南航行的同时，由丹尼尔·卡利汉（Daniel J. Callighan）少将指挥的美军特混舰队也在继续从南方向日军逼近。13日凌晨1时42分，日美两支舰队在极近的距离上发生遭遇。由于“比叡”号战列舰的驱逐舰护航兵力已四散在各处，导致该舰未能提前收到预警，而是在9000米处自行发现了美舰。霎时间，日美两军的战舰已近在咫尺。当“比叡”号打开其九盏大功率探照灯时，美军的“拉菲”号驱逐舰（USS Laffey，DD-459）已向“比叡”号舰桥开火。事实上，“拉菲”号与“比叡”号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比叡”号无法将主炮俯角调低到足以有效射击的程度。“拉菲”号炮口的火光将“比叡”号和驱逐舰“晓”号照得通明，可一旦日军战列舰和驱逐舰测定好射程，便如“弗莱彻”号舰长的回忆那样，“拉菲”号便“爆炸了，化作碎片彻底消失了”。
“比叡”号战列舰在战斗中遭到重创，但美军特混编队中的舰艇也同样损失惨重。在这场无比混乱的夜战中，两名美国海军少将阵亡。到11月13日下午16时，日军司令官阿部弘毅中将已将指挥部转移至“雪风”号驱逐舰上，而“比叡”号上的水兵则转移到了旁边待命的驱逐舰上。在为挽救这艘日本海军视若珍宝的战列舰进行了一番徒劳的努力后，舰长西田正雄大佐下令打开战舰的通海阀将其自沉。西田舰长原本打算与战舰共沉，直到接到阿部司令官直接下达的命令后，他才“泪流满面”地离开了“比叡”号，但1942年11月12日至13日夜间的那场暴风骤雨确实对日军的损兵折将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三次瓜达尔卡纳尔海战是气象影响海战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天气始终是海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为避免受此类与天气相关的灾难影响，日本海军人员不仅使用气压计，还利用海洋预报和云图（例如1938年7月14日的“云形图”）来解读云层信息，这是传统航海术的一项重要技能。了解云层形态等信息有助于预报次日的天气，这往往能够为指挥官的海上战术决策提供依据。
图12.对海军而言，解读大气状况可能与解读海岸线和潮汐流状况同等重要。图为1938年日本海军的“云形图”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被视为一场高度工业化的战争，事实确实如此，但海战依赖传统艺能与先进科学技术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海洋变得“可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预示了“自然环境军事化”，即雅各布·达尔文·汉布林（J. D. Hamblin）在其探讨冷战时期环境科学的著作《武装大自然》（Arming Mother Nature）中提出的主题。日本帝国海军依赖一套复杂的海事技术体系将其作战海域西南太平洋变得“可解读”，从而为保护其“海洋帝国”那变幻莫测的边界提供了水文气象情报方面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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